2008年8月29日星期五
挑战的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挑战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成为一种理念，这种理念随着现代管理的实践又不断得以深化。这种理念体现为组织（机构）中的个人能够形成挑战的精神。所谓挑战的精神概言之则是：个人在面对另一主体或思想时，无论这一主体或思想有多么正确或强大，个人都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加以思考，以理智的思维作出评判，最终对组织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挑战精神的产生，笔者认为是个人被赋权。因为只有个人被赋权，个人才能够在组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影响到组织的发展。从更为广阔的视角上看，挑战精神的产生也是从对个人思想的压抑过渡到对个人知识尊重的转变的结果。在传统模式中，个人主体性地位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集体被认为是充满着无限智慧的实体，不仅是权利的象征，也被认为是真理与光明的化身。这样，个人长久地被压制，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其实，集体不可能成为决策的主体，所谓集体的决策，也完全是一团为了掩盖专权的迷雾。社会终会向前发展，当迷雾丧失其原有的魅力与种种光辉色彩之后，个人的知识及一切必将会普遍地受到尊重。于是所有人得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所有人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挑战的精神便得到了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
当然，挑战精神的形成还有着更为深沉的原因，那就是只有当个人获得自由之后，社会才会发展。回顾人类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以往几十万年的总和。原因正如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说的那样：“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人都拥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和其它因素设定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文化进步的速度就会大大的减缓。”可以说，挑战精神被大规模地接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条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现代社会，以严格控制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方式，难以应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更，组织方式必须改变，从而适应这个迅速改变着的社会。同时，个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不能被奴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由自己选择，而不是他人或者集体。于是独立意识在人群中广为传播，旧有的组织方式，在个人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改变，走向开放。
进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挑战与传统意义上的挑战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内涵，传统意义上的挑战意在战胜对方，而现代意义中的挑战则是为了加强合作，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
组织利益能否得以最大化，要看组织能否激发成员的潜力，能否凝聚成员的力量，而挑战精神对此是有益的。挑战能够激发组织成员的潜力，因为，挑战的观念允许并且鼓励所有成员对所有思想和行动展开辩论与争鸣。不同观点的交锋，必将促使更加激烈的讨论并使更多人加入到讨论之中。这样个人能力得以激发，组织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过要在组织中，即保持挑战的环境，又能加强凝聚力，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对个人思想或行动上的批判，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人身的批判，从而引起被批评者强烈的反感。在这种意识下，要倡导挑战精神，组织的凝聚力则很难得以加强，甚至出现内讧。
解决这一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大体上需要两方面的保障：一是制度上的保障。制度保障的标准，首先是成员不会因为发出质疑而受到不合理的伤害，其次个人的言行不会被人为的忽略。制度保障的核心是组织中的管理模式由集权过渡到民主。二是成员对挑战观念的认同。组织中的成员转变观念，相互保持容忍与欣赏，明白“挑战”不是针对人身的，而只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和观点；明白挑战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指责某人，而是为了组织更好的发展。这样每个人就能公正客观的指出问题所在了，只要他具备这种能力。
可见，挑战的精神产生于当代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虽然它还要面对诸多困难与阻碍，不过，它既然已经在大地上生根，那么就一定能够在不可预知的风雨里成长与壮大。
细微之处见精神
在近日召开的各校区学生搬迁暨狮子山校区学生宿舍调整工作部署会上，校党委书记高林远强调了这样几个“细节”问题：成龙校区教学楼及办公室没有正式门牌号，会给不熟悉新环境的同学带来不便；道路、景观、学生宿舍名称需要规范，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学校的文化内涵。随后，他要求相关部门在学生入住以前解决好这些问题。
高林远书记强调的这些问题，让人印象深刻。在实际工作中，“细节”问题通常会被忽略，因为这些问题除了会给“个别”人带去不便之外，对自己并无多大影响。渐渐地这种对细节的忽视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于是忽视细节便成为一种工作中的常态。
高林远书记强调注重细节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思想上的指导价值，它体现了以人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精神。进一步说，树立为学生服务的精神也是做好高校学生工作的一把钥匙。在现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做好学校的搬迁工作，如何维护好学校的稳定，是全校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学生工作又是其中最为艰难和繁琐的。学生人数众多，容易产生矛盾与纠纷，容易因一些小事引发大的事故，因此，全校辅导员更应该树立为学生服务的精神，积极解决每一位学生的每一个困难，主动与上级领导沟通，把学生工作做好、做实。
现实中，辅导员的工作往往面临“力不从心”的困境，每个辅导员要面对200余名学生，很难兼顾到每一个学生，从而在工作上处于被动的局面。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建立信息收集的渠道，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及他们所处的困境。这首先需要辅导员深入到学生中去，多与学生接触，积极的发现问题。同时，辅导员还应该依靠班干部或学生会干部收集相关的信息，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一、信息要真实、准确，要落实到个人，二、信息要及时，三、信息的收集要长时期的坚持下去。当辅导员收集到丰富而具体的信息时，就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了。
这种着眼于细部，不忽略小问题的工作方式，不仅能给学生带去便利，更能让学生们切实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当学生切实感受到学校的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时，他们也会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从而形成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良好氛围。
艰难而勇敢的选择
“我没有妈妈了，但是不管怎样，我都得面对现实。”十三日晚上七点，我校电影电视学院学生杨洋在即将登上由武汉返回成都的飞机时，对成都的好友周菲哽咽地说道：“我正在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
十二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地震的余波传到河南信阳，在信阳电视台实习的杨洋五分钟后得知：四川汶川发生7·8级特大地震，自己家所在的都江堰市受灾严重。
害怕失去亲人的忧虑，使杨洋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着父亲的电话，母亲的电话及都江堰所有亲人的电话，然而，却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无人接听”的回声。在焦急联系家人的时间里，杨洋默默地祈祷着家人能够平安。
一小时、两小时过去……
十三日凌晨，父亲的电话接通了。他告诉杨洋，自己还好，母亲却一直有没联系上。“她下午去开会了，现在一直没有消息”，父亲很吃力的说。
十三日上午，噩耗传来：母亲、舅舅、小姨在地震中罹难。这让坚强的杨洋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滚落而下。
“她心里很痛苦，上飞机时一直哭着”，杨洋的师兄王芃说，“飞机上的乘务员及乘客在得知杨洋的情况后都很关心她，并鼓励她战胜困难”。
同机坐着一位得知地震灾情后，要到都江堰捐赠物资的企业家，他打算在成都购买食物和水之后，直接送去都江堰。他了解到杨洋的情况后，当即提出对杨洋进行捐助，并告诉了杨洋自己此行的目的。在随后的交谈中，杨洋也了解到这位企业家对都江堰很陌生，需要熟悉都江堰的人的帮助。
晚上九点五十分，飞机抵达双流机场。此时，杨洋做了一个艰难而勇敢的选择。她告诉王芃：“我得去帮助都江堰受灾的市民，他们现在需要水和食物”。“上飞机前杨洋和我决定，首先去新都的宾仪馆看她母亲。她突然的改变，一开始，让我很不理解，然而，当我们赶到都江堰时，我理解了她的选择”，王芃说。
“午夜十二点左右，我们带着下机后紧急购买的七车牛奶、面包和水，赶到了都江堰。都江堰一片死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那时大规模的援救还没有展开，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将救援物资运往都江堰的。”王芃说，“路上杨洋遇到了她的同学，打听后得知：在都江堰市中心集中的市民，已经收到了政府发放的食物和水；而岷江边上聚集的许多受灾市民从十二日下午到现在都没吃任何东西，于是杨洋带领车队赶到岷江边上受灾市民的聚集地。”
到达受灾市民的聚集地，人们很快地围在救援车边，领取食物和水。“感谢您们，感谢好心人！”人们拿着食物和水，激动地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那位将牛奶和面包分发给他们的可爱的女孩，此刻，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的母亲、舅舅和小姨。
一切为了学生——我校五月二十九日工作纪实
一、学生
昨晚十点二十分起，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一则紧急通告：十九日到二十日，汶川地震余震区可能发生六-七级地震。这则通告让学生们心中逐渐松弛的弦再次紧绷。
八分钟后，广播里传来了学校的通知：学校运动场、食堂底楼全部开放，能够到空旷地带的同学，可以到空旷地带；二十日全天停课。紧接着又传来周介铭校长号召全校广大师生克服恐惧，保持镇静的广播讲话。“学校的通知和周校长的讲话，让我的心情和缓了许多”，我校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学生赵靓说。
之后，学生安静而有序地在空旷的地方安顿下来。从第一运动场，到桃李园广场，到第二运动场，此时已没有什么慌乱的迹象。二十日凌晨一点，绝大多数学生已入睡，整个校园显得很静谧，感觉不到地震带来的恐惧。
“昨晚搬到运动场后，心里很塌实，休息得不错”，大二学生吴飞这样告诉记者。
“我和几位老师，多次到运动场巡查，看到同学们能够安静地休息。我想，大概是因为同学们经过这次地震的考验，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从而能够比较从容的应对这类突发事件了”，周介铭说。
二、老师
“听到可能会发生地震的消息后，我立刻想到：必须减轻学生的恐惧，必须确保学生的安全，于是我立即组织学校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周介铭说。
在紧急会议上学校提出了三点方案，一、要让每一位学生知道电视台上通告的内容，二、要告诉学生到空旷地带，三、宣布二十日停课。
在确定了这三点方案后，学校通过广播宣传给了每位同学。
此时，在青年工作部的组织下，各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及辅导员等也赶回学校组织协调学生安顿休息。青年工作部还对晚上值班巡逻的老师做了安排。
学校武装保卫处也在同一时间加强了门卫工作，加强了对学校蓄水池、锅炉房等要害部位的巡检力度。“在接到保卫处的通知后，我立即提前到达工作岗位，并帮助学生找地方安顿”，第一运动场的保安这样说。
此外，公寓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二十四小时轮班，以便随时为学生提供帮助。
三、一切为了学生
从紧急通知发出到今天早晨，学校、学院领导及老师，学校保卫处干部、保安，公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一直在为学生努力地工作着。
从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到广播播放学校通知，周校长做广播讲话；从各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及辅导员等赶回学校，到武装保卫处工作人员加强巡查；从组织学生到安全地带，到老师巡逻队无数次走过学生的身旁。
学校的老师及工作人员为了学生的安全，又度过了一个彻夜不眠之夜。
“四川师范大学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定会竭尽全力地确保学生的安全”，周介铭校长坚定地说。
后记：二十日(今天)凌晨三点三十七分，记者在第一运动场边的抗震临时指挥点采访了我校校长周介铭，此时，在抗震临时指挥点的学校领导、老师均密切地关注着新闻与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以便在第一时间将有价值的消息告诉同学们，他们都不曾休息，也不愿休息。
所有活动学生都必须参加吗？
如果学生们被通知必须去参加一个活动，并同时被告知不去会被扣掉一分的行为量化考核分，他们会去吗？
不同的选择，体现出各异的态度。首先，让我们看看选择参加活动的学生及他们选择的动机。一、对活动喜欢的，这些学生自然要去而且会很积极。二、对任何时情都绝对服从的学生，他们也会去。三、对活动本身不喜欢，然而担心会被扣掉学分而不得不去参加活动的学生也会去，当然做出这种选择的学生，似乎仅限于有望得到奖学金的。
其次，是不会去参加学生活动的（排除有事请假的）。之所以不去当然是对活动不感兴趣，而且又对处罚满不在乎。这种满不在乎的人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作“老油条型”，他们一般对各种事情都满不在乎，对这些人来说即使不幸被扣了量化考核分，也没什么关系，因为量化考核分对他们来说不意味着什么。况且事实证明：不参加哪些据说必须参加的活动而被扣学分的情况毕竟很少。另一类是有关系型，这些学生要么是学生干部，要么和某某管事的学生干部或老师关系良好，他们无论如何都可以不受种种规定的制约，更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由此可见处罚的鞭子永远只可能抽在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身上，无缘无故地强制学生参加活动也只能引起学生的反感和凸显学生中的不平等。
进一步地让我们看看强制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并对无故不去的进行惩罚是否合理。
根据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汇编》中的相关规定，无故不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的学生，将受到扣量化考核分的处罚。也就是说在现行规定中，学校有权强制学生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对此，我不存异议。不过在纷繁复杂的学生活动中，绝大多数的活动都会强制学生参加，特别是在部分学院，每一次搞活动都会强制学生参加。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再怎么说不可能所有的活动都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学习或集体活动。这表明部分管理学生工作的老师和学生干部人为的扩大了集体活动的外延，即认为只要是需要学生在下面坐着的活动，都可以看作是集体活动。这种随意扩大集体活动的外延强迫学生参加的做法，在事实上无疑是违反了学校的相关规定，无疑有悖于学校“实现学生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综合来看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制度上的缺失。学校的学生工作手册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什么是政治学习，特别是没有界定集体活动的范围，这样就给管理学生工作的老师和学生干部以很大的自由阐释的空间，他们大可以把他们认为应该有学生参加的活动列为集体活动而强迫学生参加。
其次，是管理学生工作的老师和学生干部的工作方式问题。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能不能贯彻好，学生能不能拥有一个自由、公平的发展空间，管理学生工作的老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管理学生工作的老师的作风又会对学生干部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管理学生工作的老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克服颐指气使的作风，放下架子关心学生。此外，学生通过某种选拔机制成为学生干部，他们清楚的知道只要和老师把关系搞好，便可以一帆风顺，因此许多学生干部不大会在意学生的意见，不大会真正的服务于学生。具体拿组织学生参加活动来说：老师只会关心参加的人数，人多说明组织工作做得好，人少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可能就要受到怀疑了，对此，学生干部是很清楚的，因此不管学生活动是不是集体活动他们都会强制“足够”的学生参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意见、强制的合理性等问题都是可以被忽略的。
再次，是学生的问题。一些学生缺乏必要的批判能力，没有意识到不合理的地方。当然更多人的是看到了不合理的现状，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以满不在乎的态度面对，要么选择沉默。不过也有些学生对不合理的地方做出过批评，然而却也是说了也白说，甚至惹来许多麻烦。
因此，最终的解决需要学校、老师、学生三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学校应严格界定政治学习、集体活动的范围，并明确规定此外的一切活动任何集体或个人不得强制学生参加；其次，清除学生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将学生工作置于学生的监督之下；最后，学生要努力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提高自己正确分析评价事实的能力，敢于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批评。当然，这也需要学校在制度上保证敢于批评的学生，不会因此受到人为的不合理的惩罚。
聊天片段
我：在一些关于学术界腐败的报道和评论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学阀、学霸的踪迹，然而，当我深思谁是学阀的时候，却又发现“没有学阀”，因为根本就找不出哪个个体是学阀。
汤：中国的学术就是这样的，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学阀。
我：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一些分析，可能和下面的东西有关吧，一、在学术届内部，基本上没人敢站出来批评一下，因为评议是相互的事，今天你说了我什么不对，什么时候你有什么事了我也可以狠狠的宰你一下的。正是有这些利益关系的纠缠，使得大家都遵循着“一团和气”的潜规则。二、自我遮丑的功能。当有些学术的黑幕被媒体爆光后，学术界内部能从源头上化解，比如：传说中的“东南大学校长学术不端时件”被爆光后，先是研究生站出来承认错误，为其导师（校长）背黑锅，后来当这位校长的更多学术不端行为被爆光后，整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为其遮丑，媒体也没有再进行深入调查，以坐实这些不端行为，结果这事不了了之。
李：当然，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这是正常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评估、审查，如果得罪了什么人结果可想而知。深层次的说，我觉得，学术是以权利为中心的。比如：各种评议（如教学水平评估）及各类学术期刊，左右他们的其实都是政府，都是些官员，而这些官员他们本身不懂学术。于是，这种源于政府的权利便扩张、扩大到学者手上，这些学者就有了左右各种学术资源的权利，他们便有可能成为学阀。因此，现在的学术权利，本质上是政治权利。我认为：学术权利由搞学术的人自己决定，并且真正的脱离政治权力的直接干涉是很好的，虽然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混乱，然而，肯定比现在好。
我：还有就是学生监督的问题，学生如何实现对老师、学院、学校党政的监督。
我：这个问题虽然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却是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学生监督有以下硬伤，一、普通学生对学校工作根本不了解，无从监督。二、对学校工作了解，知晓其个中环节的人，大多是学生干部，属于既得利益者，不大可能会揭老底，针锋相对的提出批评意见。三、只要是学生就注定了在老师及学校党政机构面前处于绝对的无权地位，一旦有任何利益冲突，胜利的一方基本上不会是学生。
李：你在学校里，也应该是和在家里一样。作为老师，我们希望学生学好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你的那种观点好像把学生和老师人为的对立了起来，学生要把老师“管”起来，这样一来老师天天都如芒在背，像文革时期一样，怎么能搞好教学？
我：那么，你是不是说，大学生是学生，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因此家长制是可行的?
李：不是说家长制是可行的。老师有问题，只要有学生反映，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就拿最近一件事来说。某老师擅自更改课表，上课有时上有时有没上，学生说了这事，学校派人调查，学院也对此事加以核实，最后处理了那位老师。
我：哦，原来如此。可是在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心中，对学校的印象却始终是灰暗的呢? 现在，我似乎可以发现一点原因:就拿刚才的哪件事来说，学生记住的可能只是老师的肆意妄为，而对学院、学校的合理的处理却知之甚少，或者，即使知道了也觉得不重要或是觉得没有兴奋点，学校积极的努力不久便被学生忘却了。最后，留在学生心里的便只有哪位老师肆意妄为的形象，与这种肆意妄为的老师的形象在学生中长时期的流传。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学生与老师、学院之间交流的馈乏。
李：学生和老师之间交流的馈乏是个大问题。我就打算，在学院成立“学生自制委员会”，它将成为学生与学院沟通的桥梁。学生自制委员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它可以处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问题，比如：老师不负责任，学生自制委员会有权作出裁决；它可以处理学生的问题，比如：某某学生是否留级是否开除等。我相信学生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
我：那么怎样应对这种学生组织中可能的官僚化倾向呢?
李：委员会将由每个班推选出的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担当，而且委员会规模为几十人。表决为民主投票的方式，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人集权现象（从选拔方式上看，也不可能出现委员会成员被某个老师或学院预先选定的情况）。老师和学院也会对其有所指导，当然，仅限于指导。
人名注：汤即汤洪老师，李即李诚院长
从抢修工作中看群众监督的作用
这次水电气中心工作人员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反应迅速、快捷，通知及时、到位，反映出我校后勤员工良好的应急能力。
水管爆裂对于许多人来讲也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自会有人去处理，“过一会儿水自然就来了”，很少有人关心过那些默默工作的人，更少有人体会得到在抢修工作中能反映的许多道理。
抢修工作的顺利完成与水电气中心员工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服务意识，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密不可分，这些精神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借鉴。
此外，当在深入地分析此次抢修工作时，发现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抢修工作之所以能够如此地迅速与及时，还在于群众（学生）监督机制的形成。
学校的水电气工作直接面向学生，直接服务于学生，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群体作为一个对事情具有相当判断能力，作为一个反应极为敏感的群体，自然的便可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舆论场，它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群众监督的作用。这就使得，水电气中心等机构在进行各项工作时，不得不周密细致，如履薄冰，不得不尽力将各项工作做好。由此可见学生监督能切实保证相关人员把这些工作做好。
以此，对比现在群众监督中存在着的群众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执法执纪部门缺乏监督检查的主动性等问题，“学生监督”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笔者认为这种对水电气中心等机构的“学生监督”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于：一、被监督机构与敢于监督、敢于批评的学生个体不构成直接的厉害关系，所以学生敢说。二、被监督机构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所以学生会说。三、大学作为传承思想自由的地方，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辨别力，所以大学生能说。于是在大学里便能形成，对水电气工作及类似工作的强大舆论压力，迫使它们把本职工作做好。
“学生监督”固然力量强大，然而就现在来看“学生监督”也只能监督这一层，稍往上走，比如其对任课教师，辅导员，学院领导及学校党政部门的舆论影响及监督就显得微不足道，这可能首先在于学生与上述被监督人员或部门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利害关系，而且这种利害关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被监督者手里，监督成为一种学生永远不可能胜出的博弈；其次，被监督者与“执法者”实为同一主体，于是本应是他人对自己的监督，变成了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游戏。
可见，要实现群众（学生）监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许多人为此不断地努力。
学生区主水管爆管抢修记
昨日（18日）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学生公寓七栋边的学生区主水管因老化而爆管，导致学生区内所有公寓的供水中断。
水电气供应中心工作人员在得知主水管爆裂后，立即联系维修人员，并在第一时间将停水的紧急通知张贴在我校学生区25栋学生公寓入口的显要位置。“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将停水的原因通知大家，以便同学们做好应对停水的准备。”水电气供应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由于水管埋在地下一点五米到三米的地方，爆管的具体位置不易确定，维修工作有相当的难度。”
八点三十分记者到达抢修现场，此时维修人员已经顺利地找到了水管爆裂处，并向下挖了一个深及两米的大坑，坑底依稀可见主水管，然而坑底积水太多，维修工人正在用桶将水舀出，十分钟后，水管露了出来，管身可见长三十厘米，宽约五厘米的椭圆形窟窿。“这得花些时间维修，我们先要把破裂得水管锯下来，再换上一段好的”“明天早晨可以恢复供水”，现场维修的我校后勤集团工作人员舒守志告诉记者，“只要这种情况出现，哪怕是在凌晨一、两点钟，我们也会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抢修。”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置身于坑里抢修的骆华平师傅衣着单薄地将一桶桶水，一铲铲泥，送出深坑，坑很深，要将这些东西送出必须要把很重的水和泥举国头顶，这是费力的；更为艰苦的是，时值严冬，气温很低，水粘在手上会像被刀割了一样难受，此时骆华平师傅粘满泥浆的手早已被冻得通红。
抢修工作持续了十一个小时，19日凌晨四点半抢修结束，供水得以恢复，显然后勤集团的维修人员在紧张艰苦的工作中又度过了一个彻夜不不眠的抢修之夜。
由敲门砖所想到的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以此劝学，勉励自己好好学习。
在这种诫勉中书成了敲门砖，门敲开了，书便失去了功用，幸运的还能陈于书房，供摆设之用，向别人证明其拥有者乃“饱学之士”，不幸的恐怕只有被弃尸荒野了。
时至今日，我们把祖宗的东西忘了不少，然而敲门砖这个极具特色的东西倒是保留了下来，只不过不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这一类单纯的“书”，而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凭。在当今多如牛毛的文凭里，大学文凭以其“良好的性能”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于是大学变味了，她从以前培养人的自由之城，变为睡觉吃饭然后拿文凭的享福之地。不过近些年在大学里享福的老爷们却发现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拿着本科文凭，到处转悠，无事可做，于是本科文凭贬值了，以至于本科文凭近乎成了一堆狗屎，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成了耻辱的记号。
既然大学本科文凭不好用了，敲不开许多好工作的大门。于是“我要考研”的呼声便从牛毛般的学子口中咆哮而出震彻云霄。
对此，我感到疑惑，究竟是什么魔法让人竟为一纸文凭而疯狂？
有人说，现在公司招聘先看文凭，有了文凭才能有面试的机会；而且，现在很多工作其实只看文凭，有硕士文凭便能做有硕士文凭者的事。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和街上十块钱两小时的苦力并无多大区别，所以学生追求高文凭并无可非议。
当然，学生追求高文凭并无可非议，然而可以非议的是许多学生把文凭看成敲门砖，看成身分的象征，似乎有了相应的文凭自己的形象就变得高大了，自己的学识就变得渊博了。文凭成了这些人学习的最终目的与衡量学习的唯一标准，文凭成了自我评价的重要指针。
对此，说些什么好呢？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吗？这些人都真正地懂得了生活，懂得了做人了吗？
我看并不是，以文凭的高低来衡量自身的价值本来就是一件很搞笑的事，它所体现的，往小处说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往大出说它体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卑情节。我们民族缺乏的就是对自我的肯定，对自我的准确的评价，总是以为站在狮子旁边自己便成了狮子，站在老鼠旁边自己也变成了老鼠，其实，不论站在哪里我们都是人，我们即不会成为狮子，也不大可能变成老鼠。
小议温家宝总理寄语我校校友李镇西老师
7月底，李镇西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汇报了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办学思路和基本情况。温家宝总理就此作出批示，请省领导杜青林、蒋巨峰阅读此信，并转告李镇西老师，“来信收读，甚为高兴。他走的乡村平民教育之路是正确的，他和同事们通过‘提升教师、关爱孩子和影响家长’三件事，让孩子们享受优质教育，富有创意，符合实际，抓住了素质教育的关键问题。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李镇西老师从事的乡村平民教育之路,之所以受到温家宝总理的重视,还在于平民教育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教育公平原则。“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公益广告词。它告诫人们，即便是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通过学习、接受教育，人同样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处于社会下层的弱势者因为拥有知识而摆脱了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其生存状态将会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多数弱势者并不是真有如此幸运。贫困地区的孩子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农村合格教师严重匮乏、进城打工者的孩子流落在农贸市场……一言以蔽之，中国教育公平恶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面对教育的不公平现状，李镇西老师不仅为教育公平摇旗呐喊，还励志笃行，一步一步地践行着他的教育理想，2006年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从城市学校来到乡村学校，为最普通的农村学生服务，他尽心尽力服务农村，关注乡村平民教育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的农村落后地区，教师严重不足，教师素质参差不齐，那里的人们渴望着大量合格的教师，在那里肯定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很多学生，却怕苦怕累，患得患失，宁可失业，也不去那些地方工作。相比这些怕苦怕累的大学生，李镇西老师不畏艰苦，矢志践行平民教育的选择，为大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让人深深地感到，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在选择自己的就业道路时应该少一些浮躁，少一些不切实际，多一些奉献精神，多一些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精神，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品质，为改善落后地区的面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万物之主时间到了复活吧！
生活阴晴圆缺将我的生命消磨直到我瘦骨嶙峋地出现在你烟熏的牙齿前你笑了
几亿吨的城市摧残万物人群陌生地从我身边流过
污秽的河水在午夜灯光下冷冷地流河底无尽的淤泥埋葬罪恶埋葬尸首
文明的合金怪兽碾磨我的头骨并承诺给我一大堆女人的屁股盘算着要把我收买把我变成它的奴仆
罪恶的发电机吃掉我的白天吃掉我的精神年青的一代在电脑屏幕前疯狂的撕杀并为自己的死亡而喝彩
飞机从遥远的地方带着轰鸣穿过城市夜空投下孤寂的炸弹投下高贵的屎尿消失在永恒的夜色中
虚幻的城市里人们跪着工作跪着行走跪着入睡跪着将自己交给崇高曾经的英雄早已死去
啊！奴隶将我包围金钱折磨我的灵魂
啊!普罗米修斯快把地狱之火带到人间将一切燃烧将一切善一切恶一切美一切丑通通燃烧让它们通通化为灰烬
啊！万物之主时间到了复活吧！
200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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