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片段

我：在一些关于学术界腐败的报道和评论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学阀、学霸的踪迹，然而，当我深思谁是学阀的时候，却又发现“没有学阀”，因为根本就找不出哪个个体是学阀。

汤：中国的学术就是这样的，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学阀。

我：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一些分析，可能和下面的东西有关吧，一、在学术届内部，基本上没人敢站出来批评一下，因为评议是相互的事，今天你说了我什么不对，什么时候你有什么事了我也可以狠狠的宰你一下的。正是有这些利益关系的纠缠，使得大家都遵循着“一团和气”的潜规则。二、自我遮丑的功能。当有些学术的黑幕被媒体爆光后，学术界内部能从源头上化解，比如：传说中的“东南大学校长学术不端时件”被爆光后，先是研究生站出来承认错误，为其导师（校长）背黑锅，后来当这位校长的更多学术不端行为被爆光后，整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为其遮丑，媒体也没有再进行深入调查，以坐实这些不端行为，结果这事不了了之。

李：当然，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这是正常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评估、审查，如果得罪了什么人结果可想而知。深层次的说，我觉得，学术是以权利为中心的。比如：各种评议（如教学水平评估）及各类学术期刊，左右他们的其实都是政府，都是些官员，而这些官员他们本身不懂学术。于是，这种源于政府的权利便扩张、扩大到学者手上，这些学者就有了左右各种学术资源的权利，他们便有可能成为学阀。因此，现在的学术权利，本质上是政治权利。我认为：学术权利由搞学术的人自己决定，并且真正的脱离政治权力的直接干涉是很好的，虽然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混乱，然而，肯定比现在好。

我：还有就是学生监督的问题，学生如何实现对老师、学院、学校党政的监督。

我：这个问题虽然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却是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学生监督有以下硬伤，一、普通学生对学校工作根本不了解，无从监督。二、对学校工作了解，知晓其个中环节的人，大多是学生干部，属于既得利益者，不大可能会揭老底，针锋相对的提出批评意见。三、只要是学生就注定了在老师及学校党政机构面前处于绝对的无权地位，一旦有任何利益冲突，胜利的一方基本上不会是学生。

李：你在学校里，也应该是和在家里一样。作为老师，我们希望学生学好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你的那种观点好像把学生和老师人为的对立了起来，学生要把老师“管”起来，这样一来老师天天都如芒在背，像文革时期一样，怎么能搞好教学？

我：那么，你是不是说，大学生是学生，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因此家长制是可行的?

李：不是说家长制是可行的。老师有问题，只要有学生反映，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就拿最近一件事来说。某老师擅自更改课表，上课有时上有时有没上，学生说了这事，学校派人调查，学院也对此事加以核实，最后处理了那位老师。

我：哦，原来如此。可是在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心中，对学校的印象却始终是灰暗的呢? 现在，我似乎可以发现一点原因:就拿刚才的哪件事来说，学生记住的可能只是老师的肆意妄为，而对学院、学校的合理的处理却知之甚少，或者，即使知道了也觉得不重要或是觉得没有兴奋点，学校积极的努力不久便被学生忘却了。最后，留在学生心里的便只有哪位老师肆意妄为的形象，与这种肆意妄为的老师的形象在学生中长时期的流传。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学生与老师、学院之间交流的馈乏。

李：学生和老师之间交流的馈乏是个大问题。我就打算，在学院成立“学生自制委员会”，它将成为学生与学院沟通的桥梁。学生自制委员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它可以处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问题，比如：老师不负责任，学生自制委员会有权作出裁决；它可以处理学生的问题，比如：某某学生是否留级是否开除等。我相信学生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

我：那么怎样应对这种学生组织中可能的官僚化倾向呢?

李：委员会将由每个班推选出的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担当，而且委员会规模为几十人。表决为民主投票的方式，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人集权现象（从选拔方式上看，也不可能出现委员会成员被某个老师或学院预先选定的情况）。老师和学院也会对其有所指导，当然，仅限于指导。

人名注：汤即汤洪老师，李即李诚院长